人生第一个家
1974年我三岁半的时候我们搬到4号楼家属楼。4号楼是一个筒子楼，每家12平方米（合3.64坪，129平方英尺），公用水房，公共厕所。这是我记忆中的人生第一个家。
爸爸借来“公家”两个双层木板单人床，拼在屋角。这样就等于有了两张大床，又省地方儿。据说上海人都擅于这样“蜗牛壳里做道场”。我和妈妈睡在底床，上铺一半堆东西，一半睡哥哥。 等我姥爷来探亲的时候，我们仨挤下铺， 60多岁的姥爷腿脚灵活爬上铺。
姥爷给我们打了两个完全符合美国Craftsmanship标准的精美柜子，我很庆幸我目睹了建筑的全过程。姥爷还给妈妈带来一个气味浓郁的樟木箱子。没地方放桌子，爸爸依然一个人住8号楼单身职工宿舍的一个床板儿。
妈妈看不起只知道回家帮老婆看孩子做饭的男人，督促爸爸继续用功。就是在整个70年代的12平方米，16平方米，21平方米的背景下，连凳子也没有，要么坐床侧，要么坐马扎儿，爸爸完成了科技部获奖科研，合著了教科书，翻译了无机化学原理。后来爸爸一个人出使丹麦当外交官（那时不许带家属），依然白天工作，晚上勤奋翻译。
一年只能吃一次的宝物
刚开始在门口左角放一个蜂窝煤炉子做饭，后来有了煤气炉，每6家分一间房子当厨房，每家2平方米。
搬入新家后的第一个春节，爸爸拿回家一包花生，一包瓜子，两条咸带鱼，一块猪肉，一只冻鸡。我们惊奇地发现原来爸爸是个好厨师！吃得那叫香！
爸爸把猪肉，鸡，带鱼都用花椒大料酱油做得又香又浓！吃剩下的就挂在窗户外边，我们的12平方米是北屋，北京的寒冬一夜北风紧，第二天冻成酱油冻儿，特别好吃！
爸爸告诉我这是“水晶色儿”，闹得好长时间我都认为水晶是和酱油一个颜色。长大后一次看见一个人戴着块晶莹透明的东西，说是水晶，我还疑惑。一点颜色都没有，和酱油一点都不像！
我们把剩肉冻儿，剩鱼冻儿，剩鸡冻儿放在两个铝饭盒儿里面挂在窗外，每天早上我和哥哥打开窗户拿进饭盒挖两勺儿，抹在馒头上，真香！
我和哥哥吃得很仔细，战战兢兢地每次小心地只挖一点儿，结果还是吃完了！
这一年只能吃一次的宝物！
现在回想起小时候那种希望以有限的物质对抗无限的时间的小小心灵，还是无限感慨！
吃完年货，我和哥哥还自制冰棍儿！把饭盒装满水，撒点白糖，放在网兜儿里挂在窗外，第二天就有甜冰含！
尿炕和“嘎蛎油”
我的父亲8岁的时候，住在亲如父子的数学老师家里，每天都在老师家的大炕上留下一泡尿。遗传就是厉害, 和父亲一样，我也是一个直到7-8岁还不断尿炕的孩子。
北京的冬天那么寒冷，那么漫长，那么“一夜北风紧”。 一次次在漆黑的寒冬里我捂着肚子记得打转。第一个厕所锁着门，第二个厕所还锁着门，第三个厕所还锁着门，第四个厕所还锁着门，……, ……, 直到第20个厕所, 还锁着门！急的我满地打转儿! 快憋不住了！快憋不住了！
梦中的我急的打转儿！啊！终于第21个厕所开着门！那么干净！那么暖和！我舒服地释放出来......一次次，妈妈在半夜的骚味儿的汪洋中被我惊起。
北京的冬天那么寒冷，那么漫长，筒子楼的水管子被冻成了冰。在寒冷的北京冬夜我累妈妈洗了多少次骚褥子？
筒子楼的凉水管子被冻成了冰, 妈妈的手一次次泡在冰水里……妈妈的手上没有嘎蛎油。
“嘎蛎油”
北京话把“牡蛎”写成“蛤蛎”，发音成“嘎蛎”, 蛤蜊油叫“嘎蛎油”。
我们小时侯，大家都用“嘎蛎油”抹手，所以也叫“擦手油”，”搓手油”。
“快用嘎蛎油搓搓手！”
“快用搓手油把手搓搓！”
也听见老北京人说“旮旯油”:“---看你这手村的，还不把用旮旯油搓搓”！
整个北京城就是一个大白菜坑
妈妈调入北航之后勤奋工作。那时人们每周工作6天，每周48小时。
我父亲每个月工资56块人民币，妈妈每个月工资37块人民币，我和哥哥幼儿园园费每个月每人20。
妈妈就在每周48小时工作之外，在这12平方米之内，每个月用 56 + 37 -20 -20 =53块钱人民币，支撑着我们一家四口。 从1958年到1978年，除了我们在山东老家的那段时间还算有得吃喝外，妈妈的人生中足有10多年的时间，每人每天只有25分钱的菜钱。
妈妈上初中开始每个月拿9块钱贫困学生助学金，每天的菜钱是2毛5分钱。
从1973年移民北京，直到1978年，我家每人每天的菜钱也是2毛5分钱。
我们家的中午饭90%以上的时间就是5个馒头，加4分钱“咸菜疙瘩”，再加一锅清水煮白菜汤。没有白菜汤的时候就喝白开水。 每个馒头2两，2分钱一个。5个馒头1毛钱。
白菜是职工福利，每家每年几百斤，在南操场旁边家家都挖一个“白菜坑”，满天都是烂白菜味儿。那时候不仅整个北航，整个北京城都是大白菜味儿。
整个北京城就是一个大白菜坑。
谁家都知道谁家吃多少饭
那时候几乎家家都在食堂打饭，拍成礼貌的长队打饭的大师傅们欢快的吆喝声：“米饭1---份---儿，2---两！”, “馒头2---个---儿，4---两！”, “糖三角5---个---儿！” 。大师傅的吆喝声那么清脆，谁都知道谁家吃多少饭。
我总是买“馒头5-个-儿，1斤！” 馒头2分钱1个，每个2两, 5个馒头1毛。
我一顿要吃2个馒头，4两。 爸爸妈妈哥哥三人每人每顿吃一个馒头，2两。
等我长大以后住校，看见周围的女孩子们每顿都只吃2两饭，有的只吃1两，还有吃半两的， 也有了羞耻心。 有时候就排两次队，一次买2两，分两次把自己的4两饭买全。
棒子面榆钱粥和炸寂鸟
1975年春天来了! 在校园散步，看见榆钱儿绿了, 摘下来煮在棒子面粥里，清香无比。
夏天寂鸟“知了”，“知了”地叫个不停，等它们还没出壳儿的时候油炸, WOW！
一次夏天的傍晚我和妈妈哥哥三个在校园漫步抓寂鸟，守护北航的解放军叔叔冲我招手，我跑过去一看，原来他们也在抓寂鸟，已经抓了7-80个，全送给我们仨！加上我们自己的，一共有快100个啦！
回家后妈妈炸给我们吃，我和哥哥吃得满嘴流油！
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香的东西!
1976: 周总理的小白花
1975年年底妈妈下放到五七干校住校，爸爸在办公室集中住校，我和哥哥幼儿园全日制住校，形同孤儿，几出事故。
1976年敬爱的周总理逝世的时候，我正好5岁零3个月。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个画面：柳老师仔细转过我们班20个小朋友的方桌，转了3圈，有了主意。
那时全国上下都在给总理戴孝。幼儿园小朋友人人一个黑箍儿套袖，只有我没有。因为妈妈当时正在五七干校住校，这也是我在幼儿园全托住校的原因。
幼儿园小朋友每人胳膊一个黑箍儿，互相比较，谁的更好。一般的黑箍儿都是黑细布做的，大约15厘米宽。有个同学阔气，戴了个黑绸子的，还比一般人宽一扎！刘峰的虽然是个发灰的黑粗布做的，却足有25厘米宽！
柳老师转了3圈，挑出黑绸套袖和刘峰的超级大套袖。从黑绸子套袖上剪下三分之一，从刘峰的巨型大套袖上剪下2/5，给我拼了个新套袖带上。带上这个5厘米黑绸，10厘米黑灰布拼的套袖，柳老师范老师都舒了口气，总算对得起周总理他老人家了！
然而在小朋友眼里的我就更古怪了！妈妈走得忙, 没有给我蛤蜊油，我的手都村了，生满了冻疮。我又脏。玩得兴奋就用村手或者袖子擦鼻涕，擦完鼻涕就去抓大洋娃娃，小洋娃娃，手上都是鼻涕！大洋娃娃，小洋娃娃恶心得噼里啪啦地逃跑，一边跑一边尖叫！
麻纱手绢
柳老师矮矮的，胖胖的，敦敦实实的; 范老师高高的，细细的，苗苗条条的。 小老师是我眼中的仙女，从师范毕业，教我们唱歌跳舞。她走路和别人不一样，好像从玻璃上滑过。我的眼睛老是随着小老师的步子飘呀飘。
柳老师身边有一个笸箩。地上捡个扣子，我们手工课剩下的针头线脑，有谁用旧的毛巾，柳老师都仔细收起来。还收了一块白蓝格子的旧床单。
那时的小朋友左后背都用曲别针钉一块手绢。我们出门的时候小朋友排成队，两个小朋友一行手拉手，另一只手揪住前一排小朋友背上的手绢，这样结成一个整齐的方阵。老师就在方阵的前后左右督阵。
平常吃完饭，就把手绢从背后揪过来，擦擦嘴。洗完手，就把手绢揪过来，擦擦手。不知道我的手绢是丢了还是根本没有，柳老师看我老是用左手背擦鼻涕，用左袖子擦手不成事，又转起了念头，有了个主意。
旧床单有很多破洞，也有破丝拉线的地方。柳老师在旧床单挑了一块完整的一平方尺，给我做了个手绢。周边粗针大线地缝起来。
那块床单被磨得漏光，这不正符合“麻纱”的定义吗？这不正是一块麻纱手绢吗？我高兴地让柳老师给我别在左肩上！以后擦嘴，再也不用左袖子啦！
左肩背着旧床单手绢，左臂戴着1/3黑绸2/3黑灰布古怪套袖，大洋娃娃，小洋娃娃们见了我，更是逃得远远的啦！
然而还缺一件！
那时大家除了戴黑箍套袖，每人胸前还戴一朵白纸花。黑箍儿加白花, 才是一整套给周总理戴孝的礼节。 我们哪知道，1976年我们要连着戴3次！
柳老师管理我们吃喝拉撒，小老师教我们唱歌跳舞，范老师好像是幼儿园院长，管理全局。范老师很忙。
我们睡觉的大筒间，有100多平方米。我们几十个1米长，80厘米宽的小床，一个挨一个，摆成一片。墙角有一把椅子，一张桌子，桌上一盏灯。老师轮班在这里守夜。
我们每天晚上8点睡。为什么睡得这么早呢？现在我明白了，我如果是老师，就让孩子们7点睡！我们白天疯跑，6点吃晚饭，吃晚饭7点看电视的时候就困得不行了，8点一上床就梦里去也！因为睡得早，我总是半夜11点12点左右又醒来，头清似水，不断想心事。这个习惯保持了一辈子。
一个晚上我半夜醒来，看见墙角的桌灯，泄下一片温暖的黄光。范老师在桌边，正在做一朵白色的纸花！
我立刻就明白范老师在给我做花！因为全班只有我没有白花。
戴着黑灰绸布怪黑箍儿，别着蓝白床单破手绢，范老师为此蹙眉好久了！
我穿得破，没有替换，又脏，手又村，戴着黑灰绸布怪黑箍儿，别着蓝白床单破手绢，一直被小朋友们蔑视。又是胸前唯一没有白花的小朋友（幸而我是和钱钟书一样憨憨痴痴，亚斯伯格综合症的傻孩子，否则肯定心灵特受伤）。范老师早就看出我的恐惧和自卑了吧！
小朋友互相比较白花，有的是粗糙的四瓣儿粗白纸花，有的是细致地十瓣儿亮光纸花。小朋友互相攀比，互相炫耀的时候我低下了头，范老师也早早替我难过了吧？
所以她要送我一朵可以自豪的东西！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了“慈母手中线”的滋味儿! 虽然5岁的我那时还不知道慈母手中线这句话，但是那种慈母手中线的感受憋在嗓子里头。
那也是我第一次明白了有什么东西堵在嗓子眼，却说不出话的滋味儿。人类先有知识，后有表达。5岁的我明白了什么是有东西郁结于心，而表达不出的滋味。
第二天范老师当着全班的面，送给我这朵花！是全班最细致的一朵，密密叠叠的有20多瓣花瓣儿，由亮光纸做成！
全班小朋友那羡慕的目光！
我终于也有了一件可以在小朋友面前吹牛的东西！全班，不，全校的白花里面，就属我的最好！
五七干校
我和哥哥幼儿园全日制住校，形同孤儿，几出事故。妈妈在五七干校听了很急，申请回京。
所谓五七干校，其实就是一种知识分子劳改集中营。妈妈申请自己出身贫苦，来自农村，已经“受过教育”了，无需再受“再教育”了。干校领导说如果妈妈把职称从“实验员”改为“工人”，就可以不用再受“再教育”，可以回京。
妈妈毅然改正，得以在唐山大地震前2个多月回到我们12平方米的家。否则唐山大地震时哥哥7岁，我5岁，爸爸妈妈不在身边，后果将不堪设想。
妈妈回京之后依然在1系104实验室干同样的工作，领一样的工资，叫实验员还是叫工人暂时无所谓。
扬眉剑出鞘
记得妈妈回来后我俩晚上躺在大床下铺背诗，这是我们以前经常干的。妈妈说一句，我学一句。虽然后来发现我是亚斯伯格综合症患者，以形象记忆，对“听讲”不反应。但是我依然留恋这黑暗中和妈妈你一句，我一句背诗的时光。
第一首“扬眉剑出鞘”语调铿锵，我两三遍就记住了。
第二首“她在丛中笑”有点别扭，7-8遍也记住了。
我们幼儿园有个18岁从幼师毕业的“小老师“，教我们唱歌跳舞学文化。因为一次她刚在白板上摆出英语26个字母表，我呆呆地扫了一眼就全部牢记（后来证明我是亚斯伯格综合症患者，以画面记忆，瞬间照相机记忆），对我一直喜爱。知道我“博览群书”（看了上百本小人书），会背十几首唐诗，经常在课堂上叫我背，并教给别的小朋友们一起背。
隔了几天小老师问我又背了什么新嗒？
突见我挺身扬眉，口吐犀利一绝：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小老师吓了一跳！从此对我执平等成年人之礼。
从1973年9月到1977年8月，我的哥哥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属幼儿园
上了整整4年。
从1973年9月到1978年2月，我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属幼儿园整整
上了4年零6个月。
我永远忘不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属幼儿园, 善良高尚的叔叔阿姨们。
一个9分钱的巧克力
妈妈拼命从干校回京之后，天天拉着我的手到合作社买菜，我4-5岁的时候已经会20以内的四则运算，妈妈最喜欢让我在大家面前算菜钱显摆。
我看到一个个像邮票大小的巧克力，9分钱一个，立刻想吃一个。妈妈没钱买，我大哭大闹起来，躺在地上打挺儿打滚。哭得气都喘不过来了。 后来每次看红楼梦，看到芳官哭得直挺挺地躺在地上都快噎死过去了的那一篇，我就想起5岁的我为了9分钱的巧克力而不得的那一幕。在合作社的人来人往的人腿之间，5岁的我在地上直挺挺地躺了20多分钟，直直地望着天空。 心里清晰地知道哭也没用。 妈妈的包我天天翻，爸爸妈妈除了每天的馒头咸菜白菜，偶尔一次买一毛钱肉馅儿，再也没有多余的一分钱。5岁的我直直地望着天空，即使在那样的稚龄，已经清醒地明白理智和认命。
瘦的只有80多斤，严重心脏病，33岁的妈妈一直站在我的身边，低着头。圣母玛利亚也一直低着头，脸上无限的慈悲与悲悯。妈妈的低头和圣母玛利亚不一样，妈妈的脸上没有慈悲与悲悯，妈妈和低头的祥林嫂一样，只是痛苦，忧愁，呆呆地麻木与认命。 妈妈一直低着头站了20多分钟。5岁的我在地上想了一会儿，然后自己爬起来，和妈妈一起手拉手回我们12平方米的家。
一次看杨绛，妈妈涕叹凄涟，文革期间他们仨居然有钱天天吃馆子！这不是杨绛老人的错，老人也只是当时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竭力保持尊严的身高1米5的60多岁的柔弱个体。 杨绛老人在文革期间不断主动把自己的钱送给需要帮助的“年轻人”，也就是我父母这一辈人，不要他们还。
同事回忆，文革期间只要每个月一发工资，杨绛第一件事就是买上一斤各色巧克力奶糖，雷打不动地分散给园中的小朋友们吃。老人也曾见过为了一块九分钱巧克力而不得的孩子，在地上哭得背过气去了的场景罢？老人也一定一次次因此而心生不忍罢？
那时候杨绛老人和很多牛鬼蛇神一样，扫厕所淘垃圾。 一次老人正在扫垃圾切煤饼，路过一个可爱的孩子。 童心未泯的老人立刻张开黑煤手笑道，我在做巧克力呢，你要不要吃？垃圾煤球怎么会是巧克力？7-8岁的小孩又不是傻子。小孩蔑然而去，留下60多岁的老牛鬼蛇神呆呆蹲在土里。
又得了一场严重肺炎
1976年真是多事之秋，不仅三个伟人去世，震动大地，妈妈年初被关在五七干校，拼命回京后，我又得了一场严重的肺炎！
也许是在地上着凉了罢？也许是在幼儿园住校传染了罢？我终于高烧不退。
久病成医，妈妈见我高烧一周吃药不退，必然有异。北航校医院的一个庸医冲妈妈大吼：“没见过你们这么紧张的父母！一个普通的感冒发烧紧张成这个样子！我告诉你，如果你的孩子死了，我负责！” 幸亏敬爱的靳阿姨果断做出送北医三院急救的决策，又从北医三院转北京儿童医院传染病病房抢救。
不知为什么医院病房的门永远不关，我现在还记得在黑暗的小笼子床上5岁的我的惊恐瑟缩的夜晚，黑暗的门外仿佛要飘入无数的鬼。
一次在我不断盯着黑门口害怕的时候，一个黑影飘入，摸我的头……
啊，不是鬼，是妈妈！
这次肺炎很重，妈妈生怕从此就失去了我！几次三番半夜潜入传染病病房来摸我的鼻吸，几次三番被医护人员抓住，像拎小鸡一样扔了出去！
现在的医院，老人，婴儿看护都有各种各样的监视系统，已经不明白这种高科技之前的“史前古代心情”了。其实近在1998年，仍然有很多家长具有同样的心情。奥巴马夫人回忆，98年大女儿出生后，奥巴马得了“新手父母紧张焦虑症”，生怕女儿停止呼吸，每个晚上都要几次三番地起来，试女儿的呼吸。
陪病的妈妈每顿只要1碗2分钱的白粥，没菜，没盐。一次医护人员说有煮鸡蛋。要不要花1毛钱买1个鸡蛋给自己补补营养呢？这个天大的问题，让妈妈犯了难。
经济贫困时代，一个鸡蛋可以是紧急关口的救命仙丹，也可以是一个人道德品质的试金石。在这个道德品质的度量衡面前，灵魂是丑还是美，黑白分明，须毫毕现。
我的父母在“给”的时候，永远毫不犹豫；而“拿”的时候，即使连一个1毛钱的鸡蛋也舍不得给自己。
1987年我的大伯大娘逝世，我的堂姐王爱荣，堂妹王欣荣成了孤儿。第一次上京，妈妈立刻给她们买了十几件衣服，这对于我家当时的经济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给我只买了一件。1989年我高中毕业后打工，拼死拼活挣了35块人民币，爸爸妈妈立刻叫我分给我堂姐$15块，资助她上学。
也曾见过别人脸上“舍不得”的表情，那是“舍不得”给人；而我母亲脸上的“舍不得”表情，是“舍不得”给自己。 我永远忘不了1976年妈妈在陪病两周之后，那张舍不得给自己买一个1毛钱鸡蛋的踌躇憔悴的脸。
接种肺炎预防疫苗
这次肺炎和我们家最近几年的大病，都证明一定要看2-3个不同的医院，一定要get a second opinion，咨询不同的意见。不要只相信一个医院，一个医生的意见，哪怕是斯坦福大学这样有名的医院，都会出错。 切看网上这篇名“力刀”的博主写的“善用请会诊，这是您的权益”的博文，我因为是个中人的缘故，深切体会到这是一篇功德无量，救人一命的好文章。不仅仅限于乳腺癌疾病，所有疾病都应该看至少2-3个不同的医院，至少2-3个不同的医生。
http://archives.cnd.org/HXWK/author/LI-Dao/kd051129-1.gb.html
现在，为了帮助婴幼儿和老年人预防肺炎，世界已经积极主动地免费为老弱病残注射肺炎预防疫苗。以上海为例，截至2015年6月底，为全市老年人免费接种23价肺炎疫苗超过100万剂次。
2013年9月，由上海市卫计委牵头，并在中生股份的全力配合下率先启动了肺炎疫苗接种项目，为6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接种肺炎疫苗。2006年，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所属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自行研制的23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成功上市，成为国内首家，也是全球第三家获准生产肺炎疫苗的厂家。
肺炎球菌也是中国老年人社区引发肺炎的主要病原体，尤其是对患有慢性心肺疾病、肝硬化、肾功能不全、脾缺失等病的人群，每年病例数大约有250万例，约12.5万人死于该病。
肺炎是老弱病残的常见疾病，全球每年超过100万人死于肺炎球菌肺炎，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得肺炎机率比一般人高10倍。
结核病
除了一定要多咨询多家医院，也要Be Proactive，主动出击，也就是中医所言的“上医治未病”。很多隐匿的疾病，病人自己并不知道。比如结核病，除了肺结核，结核菌还会渗入骨头和骨髓，成为脊椎结核或者骨结核。如果不积极治疗，有可能发展成钱钟书杨绛女儿钱瑗的脊椎癌。所以一定要Proactively治疗，吃满9个月药，并扫描骨骼脊椎。
2006年年初我在旧金山查出携带肺结核菌，当然不是遗传，而是发展中国家90%以上的人传染结核菌。遂在医生的监督下吃满了9个月的异烟肼，Isoniazid，以防扩散。其实已经扩散了，后见之明想起这病其实已经跟了我好久了，只不过自己不知道罢了。记得在丹麦的时候就吐血丝了。
2006年我的16块脊椎骨疼了8个星期，每星期疼2块，病菌在体内旅行。手无半两力气。8月份回国探亲，两个大箱子装满零碎礼物，有2/3的箱子装的是给小侄女的适用于24个月婴儿的有机婴儿奶粉。一桶桶奶粉变得如泰山一般重。尤其在我一节节脊椎骨“穿骨流蛀”的时候。在飞机上邻座看我犯愁，问愁什么。我说明原因，这个邻居大“嗨”了一声， “这也值得犯愁？随手帮两把忙不就得了？我帮你提”！
我环球世界25年，亲身经历了世上还是好人多这句话。世上的好人至少占90%以上。
肺结核，骨结核和脊椎结核即所谓“穷病”，普遍存在于贫穷社会的疾病。肺结核一定要吃药满9个月，预防结核扩散到脊椎和骨骼。骨结核和脊椎结核必须积极治疗，防止发展为脊椎癌，重蹈钱瑗的覆辙。
富裕社会有自己一系列“富病”。过去20多年全球社会发展太快。从1991年50亿人的世界人口，发展到今天的70亿人口。这新多出来的20亿人将永远没有机会理解结核病。我可以理解结核病，证明我是和钱钟书的女儿钱瑗一样，是从贫困落后的时代走出来的人。
唐山大地震
1976年7月的一个热夜突然唐山大地震，地动山摇，我家那盆大红扶桑, 在姥爷打的柜子上像大钟一样左摆，右摆，咚，咚，咚......我7岁的哥哥展现出他日后当飞行员的万里挑一的生物本能。全楼第一个登，登，登蹿出楼外的就是他！
那时我们仨住在4号筒子楼的一个12平方米的宿舍，爸爸一个人住在8号筒子楼的一个單身床板儿，正当我还懵懵懂懂的时候，爸“唰”地一下冲了进门，把我用一条小被子一裹，抗着我就往楼下跑，妈妈踉跄相随。
现在可以想见唐山大地震的那个午夜，爸爸从8号楼往4号楼拼命跑的那个样子。
全楼人都在楼外大雨中呆坐。 突然意识到应该抢出生活用品。我们4号楼筒子楼住了几百家庭，有几百个叔叔，几百个阿姨。在全楼几百个叔叔中，只有爸爸和另外一个叔叔两个人，敢于冒着危险，闯回危楼，抢出一套炉子和锅碗瓢盆。 为什么几百人中只涌出2个？那时4号筒子楼的墙角已经开裂！
在全楼几百个阿姨中，只有妈妈一个人在震后的冷雨中，一锅锅的煮我们家著名的，稀稀的棒子面粥，施给全楼人喝。震后的脏雨土灰色，破塑料布挡不住风雨，我们家的大铝锅中的棒子面粥黄黄的，冒着雨中唯一的温暖，是大铝锅中一个淡黄色的圆。
大家排队喝，连平常讥笑我家的，高贵的南方阿姨们也来喝，而且喝两碗。以后每当我读安徒生，看到那只自以为高贵的绑着红布条的西班牙母鸡。我都颔然点头，Ja，Ja，我见过，我见过！我见过这样的脸。
在唐山大地震后的雨中5岁零9个月的我看着眼前的一切，裹着我的小被子。即使在那样Tender的稚龄，已经感到了我的爸爸妈妈的与众不同。 我爱我的爸爸妈妈！
1976-1977 住抗震棚
唐山大地震后我们和大家一起在北航绿园露营一个月，后来又住了几个月防震棚。
1976: 北京市海淀区大学老师的孩子也失学
1976年7月大地震，10月粉碎“四人帮”。
1976年9月我哥哥满7岁半，但是在 “拨乱反正” 的忙乱之中北航附小不招生。 可怜的哥哥只好推迟一年入学，直到1977年9月, 哥哥年满8岁半的时候才入小学一年级。
如果不是家长们写“小字报”抗议，我也得等到将近8岁的时候于1978年9月入学。多亏一些家长帮我们写了《我们要上学!》”的小字报，我们才得以于1978年2月在一间由北航游泳池男厕所改建的房子入了小学。
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 北京市海淀区大学老师的孩子们也曾面对失学的境地。
然而无论如何，文革总算过去了。
光明终会到来
毛泽东的大乱大治的想法，其实从宇宙哲学的角度，有生物数学排列组合道理, 只不过要跨越几代人的时间。 十年时间看到的只是“大乱”。
十年文革，“真善美”被“假恶丑”气的得癌症，批得痛哭流涕，打得鼻青脸肿，被踏上一只脚，甚至被抛下楼摔死。然而“真善美”还是真善美，最终胜利的永远是正义。
彭真说，光明最终会到来。别说十年文革，就是一千年的黑暗欧洲中世纪，说真话的人被教会烧死，黑暗还是会过去，光明还是会来到。
一滴清水
杨绛先生只是一滴清水，我的父亲也是一滴清水。凡是活过的人，都知道在文革中当一滴清水有多么不易。 我为我的父亲在文革中挨的批斗而自豪。
文革时妈妈是“保皇派”的黑家属
文革时爸爸是“保皇派”，而妈妈当实验员的北航104实验室则是“造反派大本营”。 可怜的妈妈, 作为“保皇派”的黑家属，在“革命大本营”里受了很多窝囊气，全靠惊人的毅力挺到了光明再次来到的那一天。
支持建立文革博物馆
我父母在文革中的参照物，我能想到的是吴兴华和杨绛。
杨绛是文革时期社会钟曲线最右边，“最有福的例子”。文革之前杨绛只是社科院“半编外的家庭妇女“，出版了3本剧本，3套翻译，虽然数量巨大，质量一流，但是没有自己的主创。 杨绛的创作全部是70岁到80岁之后，以文革为背景的小说和散文。反思文革的文学作品虽然成千上万，但是杨绛的作品质量最好。尤其是她列于20世纪中文创作100强的作品《洗澡》，是在她80岁的时候，才创作的。
黛玉和湘云中秋连诗的时候，一只仙鹤飞过。湘云遂说“寒塘度鹤影”。黛玉佩服得直跺脚，嚷到，这只鹤倒是助了她了！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觉得，香港的沦陷成全了她。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也许只是为了成全她，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成千上万的家破人亡，惊天动地的社会大变革。
这句话仿佛是对杨绛说的。虽然老太太终生受苦。老太太写于92岁的《我们仨》，畅销上百万册，奠定了老太太文学史的地位。
我父亲文革的参照物钟曲线最左边，最惨痛的例子，就是可怜的吴兴华。
吴兴华当年为名满京华的才子，被称为是“小钱钟书”。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时候，英语，意大利语，法语和德语，4门语言全部考全校第一名，拿到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两所大学的博士学位全额奖学金。
因为吴兴华是孤儿，父母双亡，他下有8个弟弟妹妹。作为大哥的他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弟弟妹妹，自己独自去留学。几经周折，忍痛放弃了两所世界名校的全额奖学金，到大学教书，靠工资养活弟弟妹妹。
解放之后，吴兴华因为家庭出身清白，个人品学兼优而被派任为北大外语系主任。却于1957年因为不同意苏联教授教授英语的方法而被划为右派。划为右派之后吴兴华依然积极热情，努力劳改，希望尽快摘掉右派帽子。
却又于文革初始之后的劳动之中晕倒，向红卫兵要水喝，被灌以厕所阴沟中下水道的污水，在第三日得中毒性痢疾。于1966年8月3日，离45岁生日还有3个月的时候，因中毒性痢疾去世。
因为明天我自己就45岁了，我可以深深感到吴兴华的悲凉。他的才华有多大，他的悲剧就有多深！因为忙于教务，这个当年名满京华的大才子，小钱钟书，竟然没有留下作品。 而他只是文革期间几千万冤魂中的一个。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官方正式否定。
但是文化大革命的遗留下來的思想和物质并没有因此泯灭，2012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温家宝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作出了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
著名作家，《家》的作者巴金，一直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认为：“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历史，才能做未来的主人。 ……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最具体，最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情景，说明20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 脱下面具，掏出良心。没有私心，才不会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
建立反思文革博物馆，是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的一致心声。
所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是这一建议的支持者和拥护者。
1978-1979，住---号家属楼
1978年，爸爸39岁，妈妈36岁 ，哥哥9岁，我7岁半的时候，我们搬到------号家属楼。这是近40岁的父母第一次不住筒子楼。
在------号家属楼我们和一家合住，有一间10平方米的大屋和一间6平方米的小屋，和邻居分用一个茅坑，一个4平方米小厨房。
最棒的是有一个阳台。
记的爸爸立刻开始高兴地种花。可怜的近40岁的爸爸！
那盆在唐山大地震中如钟摆般左右摇摆的红色扶桑，也终于可以见见太阳了！原来在4号筒子楼的那间12 平方米北屋，可怜的花终年见不到太阳。
爸1975年从海南岛带来一根一尺长的仙人掌截枝，没有根，插到土里自己开始长，慢慢长到1米8。记的小朋友们经常来我家和这个仙人掌比个儿。那时觉得这仙人掌能长到1米8真高！
后来在美国见到2-3 层楼房高的仙人掌，才明白了所谓“大”与“小”的相对论。
呢子条大衣
1978年我妈妈买了一堆“呢子条儿”，一条条10厘米宽的呢子下角料。
妈妈把这些呢子条拼成一块大布，做成一件比皮儿卡丹, Pierre Cardin的呢子大衣都挺刮的呢子条大衣！妈妈手缝的这件呢子大衣, 不仅是爸爸人生中第一件呢子大衣，还是他唯一一件的大礼服，穿着它接见外国专家。
我奶奶去世后，爸爸更加努力，1958年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学系。能考上北京的大学, 对于当时的农村孩子来说, 是千里挑一！ 我大姑欣喜万分, 立刻给爸爸做了一件新的蓝布棉袄! 钱不够，没有钱买棉袄外罩，爸爸就穿空心棉袄。
2007年爸爸来看我，捡了一件我先生扔到垃圾箱里的旧西服。
无论是穿空心棉袄，还是穿呢子条大衣和捡来的西服，爸爸都照样神气！
狗皮褥子和黄瓜鸡蛋馅饺子
凡是文革计划经济下长大的中国人，都熟悉计划经济下的统一木板床，草褥子。大家都练得可以不用草褥子直接睡硬板床，可以直接在任何地方入睡。我的父亲从1958年起肝就不好，腿肚子一捏一个坑。70年代的时候妈妈常年体重不满90斤。爸爸常年100零几斤。妈妈常年心律不齐，爸爸常年肝浮肿。
1975年妈妈下放干校之前，爸爸也在干校住过，回家后带回一张狗皮褥子。
张爱玲《半生缘》里的石翠芝，穿的是金钱豹，衬托半生辛苦的顾曼桢的寒酸的破羊皮大衣。 萧红在《商市街》里面，希望给萧军买的，也只是马车夫穿的羊皮大衣。可见羊皮是穷人之物。
却又来，到底得多穷的人，才连羊皮也穿不起，只能披比羊皮还寒酸的狗皮？
又得有多么穷困的农家，才能为了10块钱人民币，把自家忠诚的，比朋友还忠诚的狗杀了，5块钱卖肉，5块钱卖皮？这张狗皮背后的故事，让我向往。
一定藏着无数心酸。肯定是家中急得不能再急的急事，妈妈病了？爸爸病了？走投无路了？才把身边忠诚的，闪着泪光的家狗一棒子撂倒，5块钱卖肉给干校食堂，5块钱卖皮给双腿浮肿的爸爸。
回家后双腿浮肿，关节疼痛的爸爸有了一张温暖的狗皮。每当我病了，身体不舒服了，不乐了，哭闹了，爸爸也经常慨然借我狗皮铺铺。只要一铺上狗皮，我的病立马能好上大半。 方圆一公里之内的小朋友（北航校园大小），都知道我家有一张神奇的狗皮，比狗皮膏药还灵。经常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我也会慨然邀请他们到家来。谁和我好，谁就能摸摸这张神奇的宝物。
1978年的一天就是住---号家属楼的时候我病了，发烧呕吐，披上狗皮还不好。妈妈急了，自信地说，“王岩就爱吃我包的饺子。 我现在就给你包饺子，吃了准好！” 说完妈妈立刻现和面，那是一个近乎11点的深夜。 家里只有两个鸡蛋，一根黄瓜，妈妈先把鸡蛋炒了，给我包黄瓜鸡蛋馅饺子。我披着狗皮，眼睛发亮地等不及！吃了饺子我又吐了，妈妈的努力白费了。现在知道是那种儿童止咳糖浆里含有致吐物。然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个披着狗皮，急不可待地等吃妈妈饺子的1978年的温暖的夜晚。
